《关键词》  杼  山  妙喜山  宝积山  妙峰山  避它城  夏王村   东张墟    妙喜寺   妙喜市   妙喜港    波心地  山形如几  悬  岩

 

1、问题由来。

作为“湖州的历史文化名山”和“茶礼文化的发祥地”——杼山。其历史地位、区位、地望和山体性状、周边环境，在晋唐以来的历代志书、文人笔记和古诗词、古地图的记述、标识中，一直都是确切无疑的。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葆明先生在第一次国际茶文化学术交流会议上，发表了《杼山考》，接着又在《陆羽茶文化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杼山考补》后，遂引发了近二十年的学术之争，于是，这座“中国茶文化的圣地”，竟然“躲进历史的迷雾中”，开始变得朴朔迷离起来，并先后出现了妙峰山、饮马池山和宝积山三说，不由令人一头雾水、莫衷一是。张葆明先生认为：“妙峰山为杼山已确切无疑”；湖州市科协的沈梓文先生则认为：“唐代杼山就是妙西镇的饮马池山；而以浙江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学者陈桥驿先生为首的一批史学家和地方志、地名志专家、茶文化专家，则一致认定：妙西的“宝积山就是杼山”，“宝积寺就是妙喜寺”。1992年12月，湖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湖州市地名、命名、更名公告》中，还将宝积山恢复了原名：杼山。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2008年5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湖州茶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之一的《湖州茶文》一书，刊登了邵钰先生的一篇论文：“杼山不易考”，他在文中不指名地批评：“杼山妙西说（即宝积山说）者捧出来的是不过半里方圆，相当十余层楼高的宝积山和为喧嚣街市包围，明清曾作官仓，现为学校的寺址”。如据此，“既不能发思颜、陆、皎之幽情，也难重新设置缅怀先贤的景观”。《丛书》在不少注释中也采用了张葆明和邵钰先生的一些观点。为厘清史实，对于杼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山，确有重新认证的必要，它也“决非仅是一个小地域内（过去是比邻的妙西、南埠，现在则同属妙西镇）一座小山位置之争”，而是还原历史，“真实地考证陆羽遗迹，开发湖州的茶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现实需要。

应该说，争辩双方还是有一些共识的，即：杼山在湖州，陆羽的《杼山记》、颜真卿的《杼山妙喜寺碑铭》（以下简称《碑铭》），以及有关诗作，其“勾勒的山体和寺的形貌明确而具体”，记述的“左邻右舍”都十分清楚，应是们研究、诠释、考证和“界定杼山具体位置的标杆”。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丁克行先生和朱雯女士在《论杼山的历史地位》一文中也转引了张葆明先生在《杼山考》第一稿中的一段原话：“《碑铭》是同时代的‘三亲’资料，即颜真卿（陆羽）亲闻、亲见、亲身经历的记述”。因此，要确认杼山的性状方位、高低大小、周边参照物和地形地貌等，当然也不能脱离或违犯《碑铭》和颜、陆同时代人的一些诗文记述，否则一切“均无从考起”。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有了可供商榷和对话的基础。

为厘清和还原杼山的历史风貌，除了可以借助先人留下的“各代志书、文人笔记”、诗词、古地图以及颜、陆的挚友皎然和稍后的孟郊、徐凝等人的诗文记述外，还可以借助现代地理学、测绘学、水利学、生态学、生物学和旅游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手段，“通过对周围环境的巡礼”、鉴别和核对，以作为我们解读、研判和认定杼山的佐证，从而为广大读者消疑析误，并提供一张真实、完美的历史拼图。

2、从地理学和测绘学的角度研判，杼山只不过是位于湖州西南的一座低丘，《大清一统志》说：杼山“旧志名东张，又名稽留山”，“山有梁时妙喜寺，亦名妙喜山”。而绝非是位于城西的妙峰山或城西南的饮马池山。

2-1杼山位于《杼山记》所说的“州西南”。宋淳熙进士谈钥主编的嘉泰《吴兴志》称：杼山“在县西南二十七里”。宋·《太平环宇记》、明《永乐大典》、《大明一统志》、万历《湖州府志》、清《同治湖州府志》均载杼山距湖城“西南三十里”，由于宋明的尺度比现在要小^*，因此，它与《湖州地名志》所说的杼山“在湖城西南13公里妙西乡驻地”和最新出版的地图，基本上是一致的。张葆明先生所说的“妙峰山”和邵钰先生所说的“罗山（栖贤山南，滋坞东，今栖贤寺就在罗山上）”，其位置则均在湖城之西，即：正西、西略偏北或西略偏南，而非西南。而且在历代史籍和古地图上也均没有出现过妙峰山这样的小地名。明·万历《湖州府志》卷之二·山川篇载，位于妙峰山西面的“栖贤山”在“县西二十二里”，可见妙峰山与杼山的方位及与湖城的距离都是大相径庭的。

2-2杼山是一座高度较低，山顶平缓、体量不大的低丘。因其“山形是像倒山字形”，古时又名东张山、妙喜山、宝积山等，但从未叫过妙峰山。按《辞海》220页上的说法：“丘陵是陆地上起伏

 

*：宋尺1尺=31.2厘米，明量地尺1尺=32.7厘米。

平缓、连绵不断的低矮山丘，海拔一般在200-500米之间，孤立存在的称丘”，“相对高度小于100米者为低丘”。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高地地貌分为十二个等级，即：“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矶、原”等，其中丘、阜就是指体量尺度相对较小，“坡度平缓，多为山地向平原的过渡带”等一类地形地貌，“也是山地久经侵蚀的产物”。而“峰”则是指“高而尖的山头”（《新华字典》122页），张葆明先生在《杼山考》一文中也说：“宝积山（即杼山，下均同）则平地崛起，孤兀一峰”（实际上为孤兀一低丘，称其为峰，并不妥切）。按《碑铭》的说法：杼山“山高三百尺，周围一千二百步”。唐尺有大尺、小尺之分，大尺又名营造册、鲁班尺，1唐尺平均约合现在的32厘米，唐时一步为五尺，也就是160厘米，这说明杼山是一座体量不大和相对低矮的山丘，根本称不上“山体庞大”。另如邵钰先生所说的那样：“古代没有海拔的概念”。那么陆羽、颜真卿当年又是如何得出杼山的高度呢？据查考：我国早在汉朝时数学家刘徽就提出利用“重差术”的办法，即利用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来推求山高；晋·著名科学家裴秀（223-271），在绘制《禹贡地域图》时，提出了著名的《制图六体》，即分率（比例尺）、准望 （测量方法）、道里（测距）、高下（测量高低）、方邪（测量角度）、迂直（测量曲线与直线）等；唐朝李淳风也撰写了著名的《海岛算经》等，但限于装备落后，人力、财力、物力浩大，，除国家组织的测量活动外，上述方法在当时甚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均未得到广泛的应用。如：《杂道书》载：“天目山左高於地七千五百丈，右高於地七千丈”。明·《万历湖州府志》卷之二·山川篇载：“天目山，际孝丰西南界金石乡六十五里，高三万六千尺，周八百里”。而天目山主峰龙王山的高度为1587.4米、清凉山高度为1506米，按明朝的量地尺1尺等于32.7厘米计，上述两山高度分别为485.4丈和461丈。三者差距竟然如此之大，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中国古代的测量工具主要为规、矩、准、绳，通常以“准”测水平高低，以“绳”量距。为了估算山体的高度，一般均以绳或人的步距以量测从山脚至山顶的距离，即用山体的步行道（相当于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长度，来推算山体的大致高度。由于方位不同，其起测点的高程和山体的坡度也迥然不同，因而采用步距得出的山体高度（斜高）自然就不同了。一直到了元代，我国的大科学家和水利专家郭守敬（1231-1316），为了量测和比较汴梁（开封）与大都（北京）的高差，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用海洋的平均水位作为高程测量的基准，并成功地完成了《黄河流域地形图》的测绘工作。根据最新的测绘地图（具体可参见附图1），杼山周边的水田、湿地的海拔高度为3-4米，其顶高程为43.7米，因此，杼山的相对高度仅为39.3-40.3米，而“现为学校的寺址（指妙喜寺）”，其地面高度约为10米，故从原寺址到杼山顶，其相对高度仅为33.7米，沿缓坡登山而上，其斜距（高）约为100米，这与《杼山记》和《碑铭》所说的“山高三百尺”，应该说是十分吻合的。测绘技术到了明·凌濛初写就《游杼山赋》时，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按凌文所说的山“高百尺”（约32.7米）与现在杼山的相对高度，可以说是十分贴近的。而妙峰山海拔高度为281米，饮马池山高为298米，如折合唐尺分别为878-931尺，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孰是孰非，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如将杼山“周围一千二百步”，折算为公制，并以2005年版的湖州电子地图相核对，其山围仅1920米，平面直径约625米，扣除山体周围的缺失部分，可以推算出杼山的实际占地面积（即投影面积）约为18.4万平方米，即比湖州市区最大的莲花荘公园7.45万平方米（112亩）还要大1.47倍，因此杼山虽然体量不大，但也并非邵钰先生所说的“不过半里方圆”，“高仅40米，周围不超8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