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州市水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关于湖州市水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湖州市水利学会陆鼎言

1、何谓水文化

碧水青山孕华章。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源，故管子在《水地》篇中说：“水乃万物之本原也，诗生之宗室也。”凡是有水流过的地方，就有生命和文化；水是载体，她不仅承载、涵盖而且还演绎了人类全部的进化与文明史。因此，广义的说：水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从朦胧无知的混沌时期走向科技昌明时期对水和宇宙万物的一种独特的理解、认知和文化现象，是一定社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人类从畏惧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和在兴利、除害、营建、休闲、游乐等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说：水文化是人类通过实践、认知、感悟并用以记录、诠释、评价、讴歌、自娱和指导一切涉水行为的社会意识形态；她也是古代先民在恐水→避水→辨水→用水→防水→治水→品水→亲水→赏水→玩（弄）水等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而形成的工程、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

远古时期的一些原始图腾：龙、鱼、龟等就源自于人类对水的一种膜拜和依恋。中国历来“以农立国”，水利兴、则百业兴，故历代开明的君王政治家均十分重视水利，并撰写了大量有关水和水文化的论著，因此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治水活动也往往与这些杰出的政治家的执政行为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与水有关联的文化行为，都是从水文化脱胎、衍生、演绎而来，由其外延涉及的分支还有渔文化、酒文化、船文化、桥文化、运河文化、丝绸文化、陶瓷文化、湖笔文化、镜文化、剑文化、茶文化、竹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等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水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地域性和重要的传承、感化作用。因此，不同的国家、地域其水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和色彩绚丽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水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和社会意义，把握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是了解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恢复性、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必由之路”。因此，水文化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历史文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她更多的是以水工程的形式、效益、价值、遗存、论著、碑刻、文学、诗歌、美术作品和民俗文化等而传承下来。2006年世界水日的主题就是“水与文化”，这说明水与文化密不可分，具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共生关系。我们必须要以全新的视角，全方位的审视、理解和解读水文化。

从埃及尼罗河到中东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斯河，从印度的印度河、恒河到中国的长江、黄河，从先秦诸子百家到近代的水利大儒，从《诗经》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到屈原的离骚；从战国的《禹贡》、汉魏的《水经》、郦道元的《水经注》到明·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从鲍照的《吴兴黄浦亭庚郎中别》到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从汉族的“龙舟竞渡”到僮族的“泼水节”；从京杭大运河到东方小莱茵河的荻（頔）塘；从浙南泰顺、庆元的廊桥到湖州双林的三姐妹桥；从四川都江堰、关中郑国渠、广西灵渠直到太湖南岸至今仍保存相对完好的“塘浦（溇港）圩田”系统，以及由此衍生发育而成的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典型——“桑基鱼塘”和“桑基圩田”等，无一不闪耀着先哲们“人水和谐”的理念和“水文化”的光辉。

我们必须从创建“文化大省”、“文化大市”的高度和全新视角，进一步解读和诠释浙江的水文化和湖州的水文化。

2、湖州水文化的历史

“具区（太湖别名）吞灭三州界、浩浩荡荡纳千派”（宋·苏轼）

作为江南水乡唯一一座以太湖而得名的城市，她的水文化是与湖州先民的避水、防水、治水、用水、亲水等活动一起相伴相生的，作为“一湖滨城，两溪交汇、三省通衢，四水环绕”的“百湖之市”、和千年古城，自古以来就以“山水清远”、“万桥之乡”和“水晶宫”、“水云乡”而名闻遐迩。张志和的《渔父词》、朱庆余的《吴兴新堤》、米芾的《苕溪诗》、苏轼的《登岘山》、赵孟頫的《吴兴赋》、《题苕溪》、戴表元的：“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杨维祯的《山水歌》、韩奕的《湖州道中》、余怀的《苕溪四时歌》、厉鹗的《泛舟碧浪湖》以及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访日期间我国赠送给日本首相的一幅安吉藉著名画家吴昌硕的丝织字画等，无一不透露出湖州水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湖藉著名作家徐迟，就曾满含深情地写下了一篇和对故乡无限眷恋的《水晶晶的湖州》；全国政协委员、高级记者、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先生，则以一本“湖州人文甲天下”，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秘密。明·王世贞说：“吴兴水至多，割地几十之五”（《清容轩记》，作为一座从湿地上崛起的城市，早在12.6-78万年前，境内安吉县溪龙乡上马坎和长兴县泗安镇七里亭等地，就有先民们在这片滨水的坡地上劳作生息，这也是太湖流域地区和我省古人类活动的最早记录。

2.1三皇五帝时期湖州的治水记录

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居维叶在《论地球表面的变化》一书中，就指出：“在距今五千年前，地质学家划定的第四纪冰河期后，曾发生过一次世界性的洪水和海浸的记载。”《圣经·创世纪》、《摩西五书》、《吠陀》等书中也均有过类似的说法。如《圣经·创世纪》就有：耶和华要诺（挪）亚“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以躲避长达150天的特大洪水的记述。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中就有“燧人氏时，天下多水”的记载，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还列举了有关这场洪水的传说和记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东幼发拉底斯河下游的古乌尔城的遗址中，就发掘出4000多年前大洪水时期的堆积物，根据推深，当时水深仅达8米之多，而且还曾多次发生。《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也，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无独有偶，在湖州的一些史藉和文献中，也有下述的相关的传说与记载。

2.1.1尧：长兴县境就有“尧市山”位于“县西北四十一里，尧时洪水居民於此山作市……”的记载（明·万历湖州府志·卷之二·山川），这也是尧舜时期湖州先民逃避洪灾的最早的文献和地理实体，该山“位于顾渚山附近，旧有尧市祠”；

舜：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的记述。据清·《同治长兴县志·卷二·古迹》注释说：“太湖中大雷、小雷二山，相距六十里，其间即雷泽，舜所渔处也。”传说舜当时还曾“决口疏河，东注至海”，率领先民在太湖和合溪、乌溪、箬溪之滨用陶土烧制陶器，在尧市山下耕田，故人称“舜田”；

鲧：传说大禹父亲曾在太湖流域治水围堤，“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大禹：系中华神州一致公认的治水鼻祖。《夏书·禹贡》就记述了他治理太湖洪患，疏治东江、娄江、吴淞江的历史性功绩，致使饱受洪灾之苦的太湖流域得以安澜，后又专设“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的水利官员，故史书上有：“三江即入，震泽（即太湖）底定”的记载。大禹的祖父、鲧的父亲颛顼系黄帝之孙，其坟就葬在湖州南郊十八里横（衡）山漾畔的横（衔）山上。“晋初，衡山崩，见颛顼冢，中有营丘图、九首鸠兹”（明《万历湖州府志》卷之二、16页）。颜真卿在《石柱记》中也有：“衡山上有颛顼冢。”“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於衡山即此。”（明《万历府志》卷之四·陵廟23页），明《万历府志》·卷之二山川9页上也有“禹十二代孙帝禺曾居德清禺山”。

防风氏：据《史记》载，他是“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也是与大禹同时代的治水英雄，曾在德清、安吉、余杭一带治理苕溪并建立了“防风园”。相传夏商八年（公元前2198年），“禹会诸候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国语·鲁语下》），现德清县三合乡仍有封山、禺山（防风氏所都）和著名的下渚湖，下渚湖又名“风渚湖”，“以防风氏所居，故名风渚”（《余英志》《武康县志》，现山上仍有“防风祠”，据说系大禹知错杀防风化而建，并于每年春秋祭祀之；五代时吴越王钱鏐后又重建，并立《新建风（封）山灵德王庙记》（现藏德清县博物馆），其遗迹还有防风氏神像、防风洞、防风古碑等。

2.1.2有史料确凿记载，现仍在发挥作用的我省最早的水利工程有：

西湖：吴王圔闾（前482-前476）与弟夫概在西吴修建长城（今长兴县西南）时，同时也修筑了西湖；孙吴后期（264-280），又引方山泉注西湖，设水门40所，“溉田三千顷”；唐贞元十三年（797年），湖州刺史于頔重修并用以灌溉农田；元和元年（806），长兴县令权达命人开通方山泉水源，同时掘掉西湖的围堤田塍，恢复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