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州走向世界的明朝伟大水利学家——潘季驯与京杭大运河

世界河工史上的一座丰碑治理黄淮运河的一代楷模

从湖州走向世界的明朝伟大水利学家

——潘季驯与京杭大运河

湖州市水利学会陆鼎言

随着京杭大运河申遗的逐步升温，一位从湖州走向世界的明朝伟大水利学家潘季驯的形象，逐渐拂去历史的蒙尘，变得更为清晰高大起来。这位被誉为“运河之子”“千古治黄第一人”、历任工、刑、兵三部尚书、太子少保、大理寺左右少卿、“阶资政大夫，勋正治上卿”的一代河官，“受任于黄河糜烂之时，操劳于畚箕蒿莱之间”，在“治黄保运”和中国水利史上写下了不朽的华章。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和黄、淮安澜，“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起，经隆庆到万历二十年（1592）的二十七年中，他曾四次总理河道（以下简称“总河”），负责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朝于斯、暮于斯、壮于斯、老于斯。”近代著名水利专家沈怡说：“潘季驯是我国五百年来最杰出的治河人物”。1995年9月初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的“纪念潘季驯逝世400周年”暨“潘季驯治河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上，有人评价说：“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位水利专家在治理多沙河流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上超过他，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纪要》称颂说：“他以理论和实践的突出建树，在治黄史上也在世界河工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历史将潘季驯与运河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一起

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湖州市乌程县（现为吴兴区）环渚乡常溪村汇沮人。系与大禹、李冰、郭守敬、白英等治水英雄齐名的著名河工专家，他还历任九江府推官、江西道监察御史、河南道监察御史、广东巡按御史等、曾大力推行“均平里甲法”和税赋、驿站、钱币改革等，深受民众爱戴。曾任过总河的治水名臣万恭在其所著的《洞阳子集·再续集》卷一《赠潘印川司寇序》中称颂说：潘中丞治大江之西，逾年，定条鞭，严保甲，清驿传，通万历制钱法。……百姓为之谣曰：“条鞭便天下，保甲甲天下，驿传传天下，钱法法天下。”

嘉靖二十九年（1550）春，潘季驯为参加京城三年一度的会试，从故乡汇沮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段西线的頔塘，经平望北上，途径苏州、常州、镇江后，穿越长江来到扬州，再经邗沟，过淮安，出清口，越淮河，入黄河，然后再入卫河，白河，最后经通州循元代大水利学家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辗转来到了北京，冥冥之中与运河、黄河、淮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导致徐州、沛县以北京杭大运河“上下二百里运道俱淤”，一时“运艘阻滞，庐舍荡析，朝廷上下一筹莫展”，就在这“黄河糜烂之时”，刚刚由大理寺少卿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潘季驯，被朝廷紧急调用，首次出任总河，协助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朱衡总理河漕事务，从此开启了他前后四次、长达27年的治河生涯。朝廷在给他的敕谕中说：“近年沛县迤北漕河（指运河，下均同）屡被黄河冲决，已经差官整理。但恐河势变迁无常，漕河不时淤塞，有妨粮运。今特命尔前去总理河道”。

面对黄河、淮河、运河频频冲决、淤塞，对于当时还对河工技术一无所知的潘季驯来说，在其面前横亘着两个无法回避的世界级的难题：一是这条先后串起钱塘江、长江（含太湖）、黄河、淮河、海河五大水系，横贯神州南北、全长1792公里的大运河，是当时明朝赖以维系国计民生的生命线。明代后期，有位学者张兆之指出：隋炀帝定都洛阳时，虽然全线开通了通济渠、邗沟（淮扬运河），江南河（即江南运河）、永济渠…… 但“汉唐若宋，都秦都汴，岁漕粟不过数十万、三十万、二十万石而已，”当时大运河和物流的终点是长安、洛阳，故徐州以北的会通河当时并未成为漕河主干（见图1）；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善徙多变、“斗水沙六”的黄河及其泥沙，也未对每年承担四百万石漕粮运输的运河构成威胁。当时这条水上大动脉还没有 “运河”的头冠，只是被人们称之为渠、运渠、漕渠、漕河等。随着漕运数量的剧增，宋以后每年从太湖流域调往北方的漕粮逐步从四百万石增至八百万石后，才有了“运河”的美誉，元朝以后遂成通称（见图2）。

元朝和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相继定都北京以后，为保障国计民生和朝廷所需的税、粮“运道无虞”，元朝廷利用隋唐以来原有河道和某些天然河道，在今山东临清、济宁二市相继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著名水利专家、天文学家郭守敬主持还开通了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并实施了“四水济运”工程，同时在北京的积水潭、什刹海修建了终点港，这时京杭大运河才做到了名至实归。但运河北段由于缺水干涸，运漕不畅，元末时，山东境内一度全线淤废，为保证“南粮北运”的需要，朝廷被迫采用河、海、陆运齐上和水陆兼运的方式运输。由于水陆转运特别是陆运速度慢，效率低，海运又因风涛险恶和倭寇、海贼频频作乱，永乐九年（1411）起，被迫实施了“海禁”。当时，为确保京杭大运河的全线畅通，实施“漕运第一”也就成为朝廷首选的治水方针。由于京杭大运河自北而南，必然要与自西向东的黄河相交。特别是南宋建炎二年（1128）冬，东京（开封）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开封附近决开了黄河大堤，使黄河南流夺泗入淮，首开了黄河南北游动和南下侵淮的先河。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再次决口，无情扫荡了河南的封丘、长垣、山东的东明，直至江苏徐州以南与淮河汇合后，又复折向东南，并从淮安转东北流入黄海，从此开启了黄河自金末以来分道乱流和夺淮入海的700多年历史。由于黄河水少沙多，河床淤积越来越高，致使“黄高于徐（州），淮高于泗”从而使运河从河南开封、归德直到淮安之间的河道均变成了“悬河”，成为高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双刃剑，如黄河北决就会冲淤徐州至济宁段的运河（会通河），并全线截断漕运的大动脉。据统计，自明洪武元年（1368）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黄河先后决口达57次，平均3.4年一次，并分三支分别经徐州、颖上、东平入侵运河（见图3）。由于运河中段淮安至徐州有600多里河段是完全借用夺泗入淮和改道后的黄河通航，故又称“借黄行运”，该河段也被称之为“河漕”段。借黄行运、引黄济运，虽然能饮鸩止渴，但却留下了无穷的祸害，迁徙无定、或决或塞的黄河及其挟带的大量泥沙，也就成

为治河、保漕、安运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为确保漕运畅通，就必须先治理黄河。嘉靖六年（1527）又有人提出了保护明朝祖陵和凤阳皇陵的问题，加上治河保漕分属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两个部门，各吹各的调，致使事权不能统一，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治河保漕的难度和复杂性；二是南方多水，北方缺水、河道易于干涸，为保证通航就必需解决运河的缺水与补水难题。黄河南流夺泗夺淮入海，虽可部分解决原来泗水运道水量不足的困难，但却留下了沙淤河堵的隐患。故明著名水利专家万恭说：“今之治河者，难于禹焉！”因此潘季驯一走上治河的岗位，就遭遇到黄河沙淤和缺水这两个世界级的难题，并将他的后半生与运河和黄淮的命运紧紧地栓在了一起。

潘面对“黄（河）决沛县之飞云桥”、并在曹县至徐州之间分出支河河道，沛河以北运河，又屡被冲毁的局面，他心中惶惶不安，只能“摸着石子过河”。为寻找治黄安淮保漕的答案，他下决心深入群众实地查考运河屡淤受阻的原因。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一月十一日，领敕起程后，就风雨兼程地赶到山东济宁他首任总河的官邸，并随即与工部尚书朱衡及有关河漕的大小官员，“溯流而西”赶赴灾区巡视。“行至沛县一带地方，沿回眺望，延袤数十里间，非泽水横流即沙淤崇积”。他发现：弘治以前黄河多次南决入淮不仅使淮河难以承受，而且亦使运道“无水济运”；弘治初（1488）以后，黄河又多次北决，弘治十八年（1505）黄河忽北徙300里，正德三年（1508）又北徙300里至徐州小浮桥，次年又北徙120里至沛县飞云桥入河；嘉靖初以后，黄河又逐步南徙。黄河的长期牵涉摆动，导致了自郑州以下，特别是丰、沛、徐、砀一带运河沿岸尽成糜烂之区，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想确保漕运畅通，就不能一味地“避黄行运”，也不能一见河道淤塞就弃旧图新，另开新河、分黄保漕。另开新河虽然可暂时“分杀水势”起到分洪作用，但却进一步加速了河道的淤积。通过深入调查，逐步形成了最初的治河思想，他认为：“治水之道，不过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二端”，“而通漕之计，又当挑浚运河为先”当时朱衡主张先将嘉靖七年（1528），前都御史盛应期所开现已淤塞的昭阳湖的西南的南阳至留城的100多里“新河”先行修复开通，而潘季驯认为“新河”土浅泉涌，劳费太多，不如先恢复贾鲁古道（见图4）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开新河”与“复故道”（指元至正11年工部尚书贾鲁实施堵口的开封至徐州的黄河故道）之争（见图4）。朝廷为确保漕运，采取了“用（朱）衡言开新河，而兼采季驯言，不舍弃旧河”的办法，由朱衡主持了“鱼台、南阳抵沛县留城百四十余里”之新河开凿，潘季驯则负责完成“浚旧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荣城五十多里，由此与黄河会”的黄河故道的治理任务。就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