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湖州的运河经济与运河文化

陆鼎言  韩延庆

（湖州市水利局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  运河是太湖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沟通南北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物资、信息交流的黄金水道。本文扼要论述了运河的起源、特点，指出：无论中外，运河均因军事需要而兴，漕运物流而荣，现代交通发展而变，同时也必将因观光旅游、货运、供水、输水、调水业的发展而新。文章指出：最早的京杭大运河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三国争霸的产物，吴王夫差为北上伐楚首先开凿了江南古运河北段苏州至奔牛段的运河，以后逐步向南北两翼延伸，以辅天然河道运力之不足。被称为东方小莱茵河的湖州运河水系，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至唐朝基本成型，特别是以頔塘（荻塘）、东塘、凌波塘（菱湖塘）、吴兴塘、双林塘、练市塘、含山塘为纬，太湖七十三溇港为经的塘浦圩田系统的形成和江南运河东、中、西三线航道的相继开通，为湖州的丝绸文化、笔文化、茶文化、渔文化、园林文化、饮食文化、船文化、竹文化和仓储、港埠、商业及城镇群的崛起、桑基渔塘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运河   军事  漕运  旅游  供水  文化  经济  网络  頔塘  城镇群  太湖水系  生态景观河道

一、古运河的起源及其主要特点

运河（Canal）通常是指“人工开挖的通航水道。用以沟通不同河流、水系和海洋，联接重要城镇和工矿区，发展水上运输”。但修建运河的初衷却是出于军事征战的需要。与万里长城同样驰名的京杭大运河（Grand Canal），其前身与南北主干就是因春秋后期吴、楚、越争霸和军事运输之需而建。据《续行水金鉴•运河水原委》、《越绝书•吴地传》、明万历《湖州府志》、清雍正《江南通志》、清同治《苏州府志》等文献记载，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为逐鹿中原，北上伐楚，遂调集大批民工，率先从太湖流域北岸的苏州开凿了一条路径最短，即经望亭、无锡至奔牛、最终达于孟河并可直达扬州（今江都）的人工运河，全长170余里，这也是京杭大运河江南运河北段的前身，从而沟通了太湖流域与长江水系。《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今扬州）”。文中提到的吴古故水道，指的就是这段古运河。为了攻齐，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又先后筑邗城（今扬州），并自邗城以北，利用一连串南北走向的天然湖泊修筑了一条运河，这就是著名的“邗沟”，它通过射阳湖至末口（今淮安）入淮，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以满足其军事征战之需。随后不久，他又在今山东鱼台到定陶之间开了一条名叫菏水的人工河道，使济水和泗水得以牵手，从而实现了淮河和黄河间的通航，因此，开凿京杭大运河最早的鼻祖并非是隋炀帝而是吴王夫差。据浙江省考古研究所今年3月底的考古挖掘，在湖州东郊的毗山脚下、马桥时期文化堆积层中，挖出了一条宽度达15米以上，经由人工开挖并疑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在此前后，太湖流域地区还相继修建了一批东西向的里程相对较短的人工水道，如：公元前十一世纪，在无锡县东南五里开挖的“西枕运河，东通蠡湖，入长洲县界（今吴县）”全长为81公里的泰伯渎，以及后来所开的胥溪河、胥浦塘、胥塘、蠡渎等，宋单锷在《吴中水利书》写道：“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开河（指胥溪河）运漕，春冬载二百石舟，东通太湖，西入长江”。“自是，河流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舟行无阻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转载明韩邦宪《广通镇坝考》）。为考证此事，我国近代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于1917年特意到东坝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撰文说：“余意，中河（即胥溪河的中段）乃人工开凿之河道，盖就此河川谷之狭，河身之平直，乃两岸之黄壤高崖，均可证明此说之正确……，而此河亦必属世界最古运河之一，可以无疑也”。他最后认定：“由以上所论，可知高淳至溧阳间之水道，实系人工开凿而成者……”（见丁文江所著的《扬子江下游地质篇》）。河海大学汪家伦等，在《关于胥溪运河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也列举了“至少有三条理由说明胥溪非自然形成的河川，而是吴王阖闾为图霸业，便利军运而开凿的一条从苏州往西，直达芜湖出江的水上通道”。后世为纪念伍子胥的功绩，遂名之曰“胥溪”。吴国重臣伍子胥所开的另外三条人工运河，是嘉兴境内横贯东西并连接上海金山的胥浦塘、嘉兴市郊至嘉善北境全长为60余里的伍子塘以及湖州市长兴县境内吕山乡自胥仓桥至横塘渡的胥塘（又名胥仓港）等。越相范蠡为辅助勾践伐吴，也先后在长兴县境内开凿了全长8.9公里，并自东南小溪口港口、经罗高村至西北端泗安塘的人工运河-----蠡塘；同时他还在苏州、无锡境内开凿了另一条人工运河――蠡渎。清雍正《江南通志》载：“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越大夫范蠡开漕河，在苏州境。越伐吴，蠡开此转馈，亦名蠡湖”。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记述更详：“越范蠡伐吴，开渎因名蠡渎，亦名范蠡渎，蠡河即《寰宇记》之蠡渎，是范蠡所开，自望亭运河分支东行，伯渎之水出坊桥来会，达于漕河，又东达于漕湖。该河南与长洲县分界，东通常熟为常熟运河。漕河亦名蠡湖、孟湖，西纳蠡河，北通“鹅湖”。从该河走向来看与目前地图上标识的常昭漕河基本一致。六朝时，为沟通首都建邺（今南京）与太湖的联系，又相继在句容和丹阳县宝堰镇开了上容渎和破岗渎（见图4）。既缩短了太湖地区漕船至建邺的路程，又可减少原经京口（镇江）沿长江而上的风浪威胁。江南运河南段形成则相对较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出巡需要，专门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越绝书• 吴地传》）。“陵水道”是开河筑堤形成的水陆并行的通道，后人称水行通道为“塘河”，陆行通道为“塘路”，这也是“江南运河南段最早的雏形”（王文楚，《江南运河形成的年代》）。经过春秋及秦、汉等三个阶段的开挖，已基本上形成了北起镇江，南迄杭州并沟通钱塘江、太湖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江南古运河号称“八百余里”，但实际为280余公里。后由隋炀帝于公元610年，最后拓宽延伸并基本定型。

由此可见，京杭大运河以及其它古运河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最早的人工运河均是以运兵运粮等军事目的而修筑的，无论中西概莫能外。如：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Darius）一世在公元前五世纪为了征服埃及，就下令在尼罗河和红海之间开凿了一条以运兵运粮为主的人工运河；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为征服希腊也开了一条运河并特意凿通了阿陀斯海角；罗马帝国为在欧洲称雄，也修筑了许多以军事目的为主的人工运河等……（张艳玲等《世界通史》）；（2）囿于当时的人力、技术、物资和经济条件，古运河开挖的长度通常较短，运河河身也相对狭窄，底宽一般仅3—6丈，最窄处仅1丈多，但它却是人类最早的、有目的、有组织地修建的交通和水利工程项目之一；（3）为便于沟通、补充水量和节省工程量，常常需借助一些自然湖泊和河道；（4）古运河水系通常均建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三角洲或平原水网地区，以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自然河道，架构完整的运输网络，因此，京杭大运河乃至其它古运河均不应将它视为孤立的一条线形水系，而应将它视为一个四通八达、相互贯通的网络；（5）大部分古运河还用开河之泥修筑堤塘、驿道，形成了并行快捷的水陆大通道，故历史上亦将人工开挖的运河和路堤结合的驿道称之为“塘河”、“塘路”系统。（6）与“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河不同的是，为满足航运的需要，人工运河有时需“水往高处走”！为便于逆水行舟，古运河及其各支流水系常需修建堰坝、斗门、水闸“制水”，同时修建船行滑道、卷扬机（辘轳）、船闸等过船设施和用于引水济运的“水澳”、引水渠、人工湖泊等，因而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7）运河贯通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绝”。为有利于船舶装卸、停泊、中转、维修、补给等，常需在运河沿线特别是水陆交汇的要道修建港埠、码头、仓储、船厂、旅舍、商店等